陪都(性质相同或相近的有“留都”、“次都”、“副都”或“别都”等)指一个国家在首都之外另外设立的都城,一般不设中央政府机构,通常不是全国的政治中心。陪都至少都是区域性的中心城市,个别陪都实际就是全国性的政治中心或实际上的首都。与此相关的陪都制度是古代重要的政治制度之一。

“留都”、“别都”、“副都”、“次都”、“陪都”等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意思,但含义略有差别,尤其行都。如通常是首都迁徙后原来的首都作为留都,具有临时性质的实际首都称为行都,又称行在。比如,南宋绍兴八年定临安为行都,建康改为留都。清朝迁都北京后盛京(又称奉天,今辽宁沈阳)作为留都。1932年淞沪抗战后曾以洛阳为行都,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以西京(即西安)为陪都,同年还都南京。1937年11月因中日全面开战,日军快要进犯南京而将中央政府迁移到重庆,亦称行都,之后重庆市成为中华民国陪都直到二次大战日本投降还都南京为止。

汉字文化圈的“陪都”、“留都”、“副都”制度,相对现代地缘政治分析来说有些是临时首都

临时首都和多重首都

临时首都是在某一政府对原来的首都的控制出现困难时,选定作为政府运作基地的城镇。启用临时首都最常见的原因是内战导致不同势力争夺原首都,其他原因包括外部入侵导致原首都失守或受到威胁。世界历史上较著名的临时首都包括:

多重首都在世界历史上乃至现代都有所见。一类是古代的权臣把持朝政、架空皇帝时,往往在首都之外另设一个行政中心,例如东汉末年汉献帝的朝廷在许昌,丞相曹操在邺;东魏首都在邺,掌权的大将高欢在晋阳;唐朝末年首都在长安(唐昭宗时迁都洛阳),把持朝政的朱全忠在汴梁;武家掌权时代的日本天皇基本上一直在京都,而掌控实权的镰仓幕府在镰仓,丰臣秀吉在大阪,德川幕府在江户。一类多重首都是将各项首都功能在多座城市之间分散,例如南非的“三重首都”比勒陀利亚、开普敦、布隆方丹分别是行政、立法和司法机构驻地;统一之后的德国将柏林作为行政首都,波恩作为立法首都,直至德国国会大厦重建完成后才结束其立法首都的地位。另一类是依照季节将政府在不同城市之间搬迁,例如英属印度时代将德里作为冬都,西姆拉作为夏都。最后,由于历史原因,已经不再作为首都的城市可能仍旧担当一部分首都的功能,例如当代的波恩继续作为部分德国联邦政府机构驻地;特拉维夫原为临时首都,在以色列定都耶路撒冷后由于后者归属问题未解决,因此大多数国家使馆继续留驻特拉维夫;日本迁都东京后原首都京都仍旧保留皇宫等。

东亚陪都

纵观世界历史,陪都制度只存在于以古代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各国,它始于中国西周时期的“两京制度”,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的创举,但并非世界独创。作为与首都同时长期设置的都城的陪都是“多重首都”制度的一种。而作为战时或其他特殊时期使用的陪都则是“临时首都”的一种。

历代陪都的设置,大体分为五种情况:

  1. 首都不在全国的地理中心而偏于边地,不利于统治者管辖全境,故有必要在位置适中的地方设置陪都,加强对全国的控制。如西周的雒邑、明朝初年的北京开封府。
  2. 政权兴起于边疆,原先建都也在边疆,后来政权强大,入主中原,为了便于控制全境而迁都内地,同时将原来的首都改为陪都。这种情况以非汉族政权居多,如金朝的上京会宁府、清朝的盛京奉天府。
  3. 首都本为全国政治和军事中心,但随着全国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,首都已不具有优势,乃在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便利的地方营建陪都。这种情况下的陪都往往和首都并列为全国性政治中心,如隋唐两代的东都洛阳(河南府)。
  4. 统治者因巡幸或躲避战乱临时住过或长期因战争迁驻办公的地方,为了纪念而建陪都。这种情况下的陪都往往就是临时首都或实际首都。如唐朝安史之乱后的成都府、南宋的杭州府(临安府)、中华民国的陪都重庆等。
  5. 君主的兴起之地(或出生地、祖籍),常被称为“龙兴之地”,为了突出其地位以显示与其他地区不同因而设置陪都。如武周的北都并州、明朝的中都凤阳府。

历代设置的陪都都符合以上五种情况中的一种或多种。

例子

中国历代

 朝鲜半岛

 日本

 南苏丹

伦贝克(英语:Rumbek)是南苏丹共和国的都市,湖泊省的首府,位在朱巴西北部。第二次苏丹内战结束之后,曾作为南苏丹的临时首都。人口约3万(2011年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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